马伟杭：为推进全民健康而工作

发布日期：2017-04-17　点击次数：2985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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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伟杭，浙江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主要负责医政医管、卫生应急和宣传等方面的工作。1974年9月参加工作。1979年9月就读于浙江医科大学（现浙江大学医学院）医学系，1984年8月毕业获得医学学士学位并进入浙一医院。2000年任主任医师。先后担任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传染科副主任、院办公室主任、院党委委员和浙江大学传染病研究所副所长等职。2000年8月，调至省卫生厅工作，先后任医政处处长、办公室（政策法规处）主任、党组成员和副厅长。主要兼任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浙江省医院协会副会长、浙江医学会感染病分会副主任委员等。是浙江省政协九届委员，多届浙江省、杭州市青年联合会常委。浙江大学校友总会理事。

马伟杭从改革开放初期就工作在医疗卫生领域第一线，他是这个行业改革发展的亲历者和见证人。我们通过了解他，了解这个行业，也让我们更加关心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关心自己和群体、乃至整个人类的健康问题。

问：1979年，您参加了高考，并且考上了原浙江医科大学，您认为医学学习与其他专业学习有什么不同之处？

答：医学这个专业学习的课程特别多，需要死记硬背的东西也比较多，而且学制还比其它专业长。印象最深的是解剖学，对于年轻的男生和女生来说都需要克服心理障碍。在当时，医科大学的教学条件还是不错的，一个学习小组就可以有一具尸体供学生做解剖学习用。除了尸体解剖，每个小组还有一箱子人体骨架，很多男生就是先把颅骨抢到手，拿到宿舍，或放在案头，或放在床头，以方便记忆头骨结构名称。这对医学院的学生而言是最常见的现象了，但是对那些非医学专业的大学生来说，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问：您在大学期间有哪些令人难忘的事情？

答：大学的生活和学习都是值得记忆的。可能是因为我有一定的工作经历，进入大学起我就当了学生干部，在紧张的学习之余参加了一些社会活动。记得当时邓丽君的歌在年轻人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但因被定为“靡靡之音”，只能在私底下流行，同时，李谷一通俗唱法的歌也深受学生的喜欢，于是团委老师和学生会决定举行一场李谷一和邓丽君的歌曲批判鉴赏会，让学生们一饱耳福，这在当时也算是破除“左”的思想吧。周末舞会和大教室的电视放映也是我们紧张学习生活中最美好的调剂品。我还记得电视剧《居里夫人》中，居里夫人说的一句话：“你们是一群书呆子”，这让我们这些学医的同学心里立即就产生了共鸣，我们也欣然接受了这一光荣的 “书呆子”称号。

那时，同学们都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学习的劲头非常足，无论是晚自修，还是节假日，同学们都要到图书馆和教室抢位子学习。可以说，这样的良好习惯在5年的大学中从来就没有改变。尤其是当时号称“新三届”的1977、1978、1979这三级，在郑树校长的带领下参加了国家重点医学院校的全国联考，1977级获得了联考的第二名，1978级考了全国并列第一。到了我们1979级，继续参加全国联考，并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全国联考给所有1979级的师生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记忆。因为学生们学习太拼命了，以至于起得早了，老师要管，睡得晚了老师还要管。尽管那时复习迎考的压力很大，但老师们对我们的身体素质依然十分重视，每天都在年级办公室老师们的督促带领下坚持晨练，这件事情成了日后我们30年同学聚会的一个特别节目，同学们特地把当时年级办公室的夏老师请来，一起冲他喊：“六点早操！”。由于大家有过一起为“浙医大”荣誉而战的经历，我觉得师生间也结下了非常深厚的情谊，毕业后每每回忆起那段拼搏的经历，都感动不已！

问：毕业后，您被分配到浙医一院传染病科，那时我国南方传染病一般有哪些典型的疾病？

答：当时浙江医科大学有一个不成文的沿习，医学一系毕业的留校生一般都分配到浙医一院。医学二系毕业的留校生基本上分配到浙医二院，当时我是医学二系的学生，由于全国统考成绩在前10%的毕业生是可以自由选择就业去向的，加之我在大学学习时自学了当时比较时髦的免疫学，觉得免疫学与传染病关系密切，而浙医一院有一个很有名的传染病科，于是我这个医学二系的毕业生就主动要求到浙医一院工作了。

20世纪80年代初期，传染病是比较多的，特别像流行性出血热在绍兴新昌、嵊州这一带每年都有流行，而且重症病人的病死率也很高。我是1984年8月到单位上班，约11月底就跟随前辈医生到嵊州去了，在那里参加流行性出血热的临床救治工作。那是我刚刚走向工作岗位，又是第一次下基层学习锻炼，学习和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都很强。我几乎天天在病房里观察病人、救治病人，这让我真正地接触了传染病这一临床学科，也对传染病专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次下乡一直待到次年的春节才回杭州。之后发现，对我们传染病科医师来说，下乡服务其实是很常见的事情。现在这种病已较少见，也没有当年病情那么严重，毕竟当时的医疗水平和治疗条件不是太好。

问：2003年SARS以后，针对突发的传染病，当时卫生系统采取怎样的应对机制？

答：传染病的防控是一个系统工程，要有专业的机构，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和收治传染病的医院；要有医防结合、以及与相关部门共同合作的工作机制；更要有专门的医疗卫生技术人才队伍。但在2003年之前，这个体系还不健全，包括人员、设备和技术都很薄弱。在全国层面上来看，2003年的“非典”确实给我们的整个疾病防治体系带来严峻的考验。但浙江省在应对“非典”上是创造了好的经验的。那时全国传染病著名专家李兰娟院士正担任省卫生厅厅长，她对传染病防控工作有丰富经验。浙江在发现病人后进行了及时的诊断和隔离治疗，对接触者进行了有效的隔离观察，如当时闻名全国的“在水一方”接触者的隔离行动，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相关部门密切配合，医务人员尽心尽职、社会力量奉献爱心，为全国防控工作做出了榜样。同时，及时向全社会通报相关疫情信息，大力普及防控知识，使“非典”的防控工作成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工作，形成了强大的合力。

“非典”之后，我省也加强了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特别是各级CDC的建设，添置了必要的设施、设备，扩充了专业队伍，强化了能力建设。同时，还建立公共卫生的应急体系，把“防”和“治”之间的这条线连起来。完善了肠道门诊、发热门诊等，开展了不明原因的发热和死亡检测等工作，这样，疾病防控的工作机制就有效地建立起来了。现在，我们的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框架已全面建立，基于全科医师制度的社区卫生服务工作将会给传染病的防控带来新的成效。

问：您1984年从医科大学毕业，从一名住院医生成长为主任医师，整整用了16年的时间。现在对医生的培训有哪些新的举措呢？您对母校的医学系的学弟学妹有哪些建议？

答：医学职业与其他职业相比较，有其特殊性。医学一定是一个终身学习的职业、又是一个依靠经验积累的职业。由于每个疾病发生在每个个体上的临床表现都不一样，这需要凭借医生多年积累的经验和技术不断更新来支持。在我国，大多数医学院校的医学学制为5年，也有少量长学制的。学生在第5年是“见习”阶段，要跟医院的有经验的医生做实习医生。过去医学院的学生一毕业就分到临床科室，然后就到科室轮转了，没有规范化的住院医师培训过程，之后，也缺乏系统的专科医师阶段的培训。住院医师阶段至少要5年，有能力的提拔为住院总医师，5年后争取晋升副主任医生，再5年争取晋升为主任医师。因此，从大学毕业生成长为主任医师至少需要15年的时间，但实际上，医师的成长时间往往要更长。

新医改对我国医师的培养提出了新要求，也是与国际上医师的培养相接轨。现在医学毕业生在进入医疗临床领域中，首先要进入到住院医生规划培训阶段，临床技能的培养需要3年。培训考核合格后才是真正临床职业生涯的开始。三年是很重要的培养期，如果要成为专科医师，如血液病科、心胸外科，脑外科等，还需根据专科的复杂程度，培训2到3年时间。如果是进入社区医疗卫生机构工作的，在住院医师规划培训阶段就要选择全科医师方向发展。

在校期间，我们那一届共310个学生，我尽管承担了一些社会工作，但从不敢对学习有所松懈，因此，我的毕业综合成绩可以排在前10%之内。我认为，学习是学生时代的根本任务。尽管现在的社会环境很宽松，你毕业后可以自己创业，但是在校期间一定要珍惜学习的机会，毕竟，一个人的黄金学习时间就是这么几年。同时，在学校期间尽可能地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以了解社会，锻炼自己。我认为，在大学期间虽不能确定自己将来从事的职业，但对专业性很强的医学生来说，其实自己未来的职业生涯已经基本确定，因此，必须打好医学这门复杂学科的专业和人文知识的基础，做好献身人类健康事业的思想准备。

问：“新医改”强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建设，让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够提供疾病预防控制等公共卫生服务，就浙江省而言，社区卫生服务现在能不能承担起居民健康的“守门员”的职责？社区卫生服务系统应该如何取得群众的信任呢？

答：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是“新医改”的重要内容。当前，我们国家的医疗体系有两个大的问题：一个是基础比较薄弱的问题。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都比较弱，难以满足老百姓看病就医的需求；一个是缺乏分级诊疗制度的问题。由于基层的有效服务短缺，以及医保对自由就诊限制政策的缺乏，无序诊疗成为常态。

“新医改”提出建立覆盖全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基本医疗保障、基本药物制度和基本的公共卫生服务等方面都有具体的要求，同时，要推进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的试点。老百姓希望看病到好的医院，到大的医院，但这样做不但花费很高，而且大医院人满为患，很不方便。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医疗服务都是基于一定的分级分类。加强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就是希望把疾病的首诊能够放在基层，建立起基层首诊、双向转诊、分级诊疗的有序就医格局。同时，一些在大医院、专科医院已经诊断明确或完成治疗的病人，也应该回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继续接受治疗和康复锻炼。此外，基层医疗机构还要做好预防、健康教育等工作。所以，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就要承担起社区居民健康的“守门员”的职责。现在，基层医疗力量还比较薄弱，医生还缺乏“守”的能力，这就造成了病人还是希望去大医院。而大医院由于有看不完的病人，总在不断扩张，扩张的结果是把基层中好的医生、好的护士给征调上来，这样的“马太效应”把基层掏空了，是不利于有效、经济的医疗服务体系建设的，也不利于人民群众的看病就医需求。因此，加强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就成为了深化医改的重点内容。

社区卫生服务要取得百姓的信任，关键在于服务能力。目前，一些大城市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有了比较好的全科医师队伍，同时又加强了与医院的紧密合作，社区卫生服务的方便性、有效性和亲和性得以体现，得到了老百姓信任，成为社区居民看病就诊的首选。但是，还有很多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还缺乏人才，缺乏与综合性医院、专科医院的有效联系，也缺乏财力和相关政策的保障，因此，建设发展的任务还十分艰巨。

问：信息化手段是整个医改的重要支撑之一。浙江省在医疗卫生信息化建设方面取得了哪些成就，还需要完善的方面有哪些？

答：浙江的医疗卫生信息化建设是走在全国前面的。目前，我省的医院综合信息系统基本实现了县及县以上医院的全应用，结构化的电子病历普遍应用。社会化的预约诊疗系统惠及每一位患者。在社区，电子健康档案的建档率在80%以上。移动医疗也走进了医院、社区、家庭。卫生信息化在我省医疗卫生管理和决策中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但是，在基于大数据、云计算的信息化新时期，医疗卫生信息化建设也面临着新问题。过去信息化注重某个医疗卫生机构的内部管理系统，现在是要形成整个医疗卫生服务领域的系统化管理，同时还要与社会的服务体系相接轨、相融合。这样，原来建立的信息化变成了一个“旧城”。大家知道，新城易建，旧城改造是非常困难的。由于是不同的公司开发的不同软件，用不同的代码。这就造成了医院和医院之间、医院与社区卫生机构之间的信息很难互通共享，患者在不同医院就诊时，其本人的医疗数据不能被其它医院导入查询，这就是数据孤岛。现在要想把这些孤岛变成一个流通顺畅、完整的医疗体系，难度就加大了。

要保持我省医疗卫生信息化继续领先，更好地服务于百姓的健康，信息的互联互通最为关键。一是要基于国标、省标开发应用软件，如电子建康档案、电子病历等应用软件；二是要建立医疗卫生的数据库，以及基于大数据的分析系统；三是要建立系列应用系统，包括开发个人健康门户；四是建立信息管理体系，确保个人健康信息的安全。

问：职工医保和城镇居民医保都已经比较成熟了，新农合政策在浙江省推行的情况如何？它对农民医疗保障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

答：我国的医疗保险制度由多个保险类别构成，如城镇职工的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还有医疗救助制度。此外，商业医疗保险也在推进中。我省从2004年开始探索建立“新农合”制度，现在“新农合”已经覆盖我省98%的农村居民，而且筹资的水平已到达年均500余元。农民也改变了过去有病不敢看病的习惯，主动就医的能力也增强了。现在农民可以有70%的住院费用在政策内报销，还有门诊的部分报销，应该说，“新农合”为农民撑起了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保护伞。

（内容提供：浙江大学高端培训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