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日期:2026-10-08 | 访问量: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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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字认知能力维度:数据意识与思维转换跟不上形势
思维转换滞后,经验惯性依然明显。一些领导干部在推进改革发展中,思想观念、管理方式与数字化要求还存在一定差距,在信息收集、预警研判、科学决策上运用数字思维的自觉性有待增强。部分干部对数字化的战略价值认知还不够深刻,存在“数字化是技术部门的事”的认识偏差,主动学习数字化知识的紧迫感不强,甚至产生等待观望心态,习惯于凭经验办事,对数据驱动决策的接受度还需要进一步提高。
获取方式单一,信息研判精度不高。部分领导干部的信息获取仍较多依赖传统渠道,对新媒体平台、大数据舆情监测系统等数字工具的运用不够充分,缺乏系统的信息筛选方法,难以从庞杂数据中快速提取有价值的内容,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决策的科学性。此外,一些干部对数字传播规律认识不够深入,对传播效果的评价多停留在阅读量、转发量等表层数据,对政策内化度、受众认同度等深层效果的评估方法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决策机制不畅,数据资源利用不足。一些地方虽然建立了大数据平台,但领导干部对数据的运用仍浮于表面,存在数据与决策“两张皮”的现象。有的干部将数据作为汇报材料的佐证,但实际决策仍主要依赖经验判断;有的干部面对复杂的数据模型感到无从下手,导致数据资源未能充分发挥辅助决策的作用。数据的价值在于服务决策,这些现象不仅会造成前期投入的浪费,更会使决策的科学性无法得到实质性提升。
(二)数字应用能力维度:学用结合与履职能力存在差距
操作能力参差,数字鸿沟客观存在。在政务服务领域,一些基层干部面对数字化平台存在畏难情绪,操作不够熟练,习惯于纸质办公和传统审批流程,导致政务服务数字化转型在基层出现“最后一公里”梗阻。少数干部虽注册用于履职的政务新媒体账号,但内容更新不及时、互动回应不积极,未能充分发挥平台联系群众、沟通民意的桥梁纽带作用。对于数字化工具的应用,领导干部不能止于“会用”的初级阶段,更要追求“善用”的更高境界。
话语转化生硬,政策传达不够顺畅。在面向群众的沟通中,许多领导干部习惯于文件式表达,政策语言转化为群众语言的功力还不够深厚。一些政策解读内容文件语言较多,长句套长句、概念叠概念,未能充分考虑移动端碎片化阅读的特点。有的干部对政策内容的通俗化处理把握不准,要么过于生硬导致群众看不懂,要么过度娱乐化导致政策严肃性受损,在“准确”与“生动”之间还需要找到更好的平衡点。与此同时,部分政务传播还存在供给与群众需求错位问题,发布内容偏向工作成效展示,对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政策解读偏少,造成传播热度高、实际获得感弱的现实困境。
互动能力薄弱,群众路线落实不到位。部分领导干部在数字化服务中还存在“重发布、轻互动”的倾向,对群众留言的回复不够及时,存在“只收不办”“办而不复”的现象。部分干部对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存在畏难避责心态,遇到敏感话题回避绕行,该发声时缺乏主动,影响了政府公信力。一些干部面对突发舆情反应不够迅速,研判处置滞后,回应方式程式化、套路化,习惯于套话表态,缺少有温度、有实质内容的答复,舆情辨析、风险预判和舆论引导能力还需要进一步提升。
(三)数字发展能力维度:创新意识与风险防控有待强化
创新意识不强,破局能力仍显不足。一些领导干部在推进数字化发展中习惯于按部就班、等待上级部署,主动创新的意识还不够强。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方面,有的干部对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了解不够深入,在制定政策时存在“一刀切”现象,对经营主体的差异化需求关注不够。在数字政府建设中,有的地区简单照搬其他地方的方案,缺乏结合本地实际的创新性设计,导致数字系统与实际需求脱节。
安全意识不高,防控体系需要完善。部分领导干部对数据安全的重视程度还不够高,在数据收集、存储、共享过程中的规范意识有待加强。有的干部对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学习不够深入,在运用大数据辅助决策时,对敏感信息保护、数据跨境流动等风险点的识别能力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在基层实践中,个别干部为了工作便利,将内部资料存储于个人网盘或社交平台,存在数据泄露风险。
角色认知模糊,价值导向存在偏差。受流量思维影响,有的领导干部在政务直播等活动中出现娱乐化倾向,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政府公信力;有的为博取关注采用“标题党”表述,损害了政务传播的严肃性;有的过度依赖算法推荐,导致公共信息分发出现偏差。这些现象提示我们,领导干部在数字空间中需要进一步增强政治判断力,始终牢记数字化发展的根本目的在于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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